许兰：耻感文化溯源

中国人是很看重耻感的，耻感文化可以追根溯源到儒家思想之中。可以说，中国的耻感文化是儒家耻感文明数千年来积淀的结果。　　儒家之“耻”的三层内涵　　儒家极其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以求塑造理想人格。孔子极力赞扬颜回的“不二过”精神，子路闻过则喜，细分析这中间就存在着耻的问题:道德与人的羞耻感是紧密相连的，可以说羞耻感是人的道德底线，丧失了羞耻感做任何恶事都不会觉得良心不安；有羞耻感则会激发行为上的调整，促进理想人格的形成。大致而言，儒家之“耻”有三层意思:　　首先，德治之所以有效，就在于它能使民众知耻。孔子希望建立以仁为实质内容，以礼为制约形式的德治社会，所以耻和儒家理想的政治社会相联系。“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就是说，若仅以刑罚治民，民虽能免于犯罪但却不知犯罪行为是羞耻的；若以德治教民，民便有羞耻之心，且能端正自己的言行，从而自觉地有所不为，自觉地避免犯罪。道德有其底线原则，这种原则的最终实现，是由耻辱感来完成的。　　其次，具体来讲，孔子认为应以“不信”为耻。孔子认为人应该言而有信，不能信口开河；言行不一，自食其言是非常可耻的事情。正所谓“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最后，知耻体现了士大夫的担当精神。孔子把耻和国家兴亡联系起来，说:“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就是说，不管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只知道自己做官领取俸禄的人，是可耻的。把个人的贫贱荣辱和国家兴衰存亡联系起来，应该以国家的无道为耻，把国家的振兴看作自己的一份责任。这种联系体现了士大夫的使命感和担当精神。　　如果说在孔子那里知耻是对人们行为的外在要求的话，那么，孟子则把“羞恶之心”作为与生俱来的人的内在规定性，视之为人之为人的依据。“无羞恶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他特别强调耻感对个人的意义:“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也就是说，没有羞耻感是一个人最大的耻辱。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顾炎武也十分重视耻，认为圣人之道就是要“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他说:“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强调要把抽象的道德原则和框框转化为具体的现实的行动，要使人们受其恩泽。总之，儒家把耻感同道德联系起来，认为耻感是成就道德理想的基本环节。　　用正确的耻感文化培育健康人格　　如今，对金钱和权力的追求，使一些人的道德底线一降再降，对物欲的渴望和贪婪使他们的耻辱感变得非常迟钝，因而加强知耻教育很有必要。重新研究儒家的耻感文化并对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对于我们今天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对于弘扬民族精神和塑造国民的健康人格，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