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红升：“官本位”下的中国大学

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弊病已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与此有关的新闻屡屡见诸报端，怪状不断涌现：社会总体教育水平日渐提高，博学广识的大师级人物却逐渐凋零，无以为继；科研条件日益完善，资讯日益发达，偷工减料的学术剽窃、学术欺诈事件却越来越多；学习条件不断改善，大学生却越来越无志于学术，走向物质化、功利化和娱乐化，道德水平下滑；大学教师的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教授、专家的社会形象却一落千丈，失去公信力，每每沦为公众奚落、嘲讽的对象。我们不禁发问：我们的大学怎么了？

早在我们的心中，学术作风严谨、学术氛围浓厚、寻求突破和创新成为了大学的标签，可是各种现象让我们感觉，我们的大学似乎在渐渐地失去这些最基本却也是最重要的元素。我们的教育模式正越来越多地遭受着全社会的批判和反思。曾因经挑选出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而名噪一时的朱清时就认为，中国大学教师和学生的创新能力都在明显萎缩，学术论文水分太多，原创性内容微乎其微。历史学家、中国师范大学前校长章开沅警告说，高校素质的整体下降已经有目共睹，更为严重的是高校教师急功近利、弄虚作假造成的诚信流失。目前中国大学出版的许多刊物已经鲜少有人问津，朱清时甚至略显尖刻地说，现在学术界制造出来的大量出版物完全是一种浪费，而且在回收过程中还污染了环境。

追溯这些问题的源头，笔者认为，大学管理的行政化是罪魁祸首之一，而大学校长的任命制是大学行政化的重要原因。对大学进行去行政化，需要逐步取消大学校长的行政级别。大学的根本弊病在于将大学当成了行政机构来管理，大学的书记、校长都是上面任命的官员，官文化充斥整个大学校园，不仅存在于学校管理层中，还蔓延到了学生会等自治组织中。由此带来的结果是，本应是大学主导者的教授们没有什么话语权，只能想方设法地去迎合权力，或者主动投身官场谋求出路。

朱清时警告说，最近十多年来，虽然国家名义上在实行高等教育改革，但大学教育的行政化其实愈演愈烈，有真才实学的教授，越来越难以发挥聪明才智，而一些拥有权力和地位的大腕则把持了大学讲座的讲坛。大学校长的行政评级，已将他们矮化为政府教育部门的附庸。教育学家、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说，西方国家的大学都是尽其所能地与政府部门保持距离，中国大学却是拼命去讨好教育行政部门。核物理学家、复旦大学前校长杨福家看来，现在至少应把大学体制恢复到解放初的情况，那时大学管理者没有什么行政级别，像复旦大学、武汉大学这样的名校的校长，社会地位都要高于部级干部。

笔者认为在这一方面，我们应该效法西方，通过招聘和遴选产生大学校长，而不应经政府任命，从而使高校摆脱行政系统的操纵。同时，应该将大学还原为一个学术共同体，摆脱外部控制，使大学教师成为学习的真正主导者。在这个方面，有两种不同意见，有的主张大学自治，教授治校，有的主张教授治学、校长治校，但总体上都主张让大学回归它的学术本原，成为一方独立超脱的净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