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中国历史的几次转折
我们常听人说：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好像今天的世界缺少了大家可以遵循的伦理与道德原则。这种感慨何代无之，在四、五千年前的古代埃及记录上，曾有人做过同样的感慨。而中国的经典里，也时时充满了这种感慨。其实，每隔一段时间，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都会有所转变，于是新时代的价值和旧时的价值就会不同。
我们以中国历史上的几次价值转换时期为例证。新石器时代，人类是在村落里聚族而居。社区很小，人群也很少，其伦理原则基本上是内外有分，对自己人是一种标准，对外面的人又是另一种标准。甚至到了人死亡以后，都有鬼不歆非类的说法。西周时，建立了中国古代的封建制度，提出天命的理论：上天是公平的，对有道德的人会加以庇护，而周人是受命于天来做当时中国天下的统治者，上天所订下的道德原则应该是普世的，不受部族与社区的限制。这个普世的道德观，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但它是否真正的普世的呢？倒也未必。封建道德大概只行于当时的贵族阶层，即所谓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对贵族阶层以外的一般人，贵族们并不觉得他们也应该遵从同样的道德，拥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 第二次转折应当是在孔子时代。孔子最大的功劳不是创作，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述而不作”，他的功劳是在对古代经典予以新的阐释。孔子主要的目的，是把旧的贵族价值作一新的界定，使一些可以做为普世价值的观念，真正的变成一般人都可以遵循的行为法则。譬如，他所说的“仁”不再是贵族所独有，而是每个人都秉赋的一种本性。他所说的“礼”，不再是鞠躬进退，而是一般人都应遵从的礼仪。孔子界定的这一套普世价值观，对中国有长期的影响。从孔子以后，中国人的行为法则，都不脱孔子所订下的原则。孔子要如此做的原因，正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组织已经改变，封建社会已经崩溃，他必需要重新建立一个不属原有封建秩序下的伦理与道德。 另一次大转折是在东汉末年魏晋之间。这个时期儒家理论所铸造的汉代社会秩序，也就是以忠、孝、节、义等道德原则所界定的古代中国社会秩序，在此时经过一次大转变。再加上中央集权的皇帝制度和文官制度也已经崩溃，必需要寻找另一套秩序来替代。在寻找秩序的过程中，魏、晋的思想家显然是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把道家思想重新复活，开始谈论自然、出世、人的主体性等议题，不再如同儒家一样，注重社会的主体性。这一次的大转变，从儒家的角度而言，又是一次“礼坏乐崩”的局面。但就非儒家的立场而言，这是一个重建的过程。这次重建的过程延续了1000年之久。直等到佛和道家、儒家思想完全融合为一，成为三教融合的一个新的中国思想体系，也就是朱熹的时代，理学才又重新界定了社会的秩序。社会本身要有一定的稳定性，社会的每一个人要有一定的位置。朱熹界定的价值，实际上和孔子、孟子、荀子等先秦儒家所界定的价值有着本质上的差异。与这种制度相配合的，是小农经济、皇帝制度、知识分子精英及儒学治国的一种稳定体系，所以此时注重名节而不注重个人的权益。这段时期所形成的伦理、道德观念，支配中国人的行为与思想有数百年之久。但是这种稳定的中国体系终究会面临挑战与压力，在明代末期又面临一次转折。 明代末期，王阳明学派对朱子学派有基本上的质疑。而当时国家机构所表现的效率与能力，甚至以皇帝、宦官为代表的国家机构是否真能符合稳定社会所盼望的政府形态也受到质疑。我们由明朝末年的文学作品、历史记载上，都可看到有殉道的人物，也有伪善的人物。更重要的是，有一批学者开始认真重新思考中国文化的价值、中国社会的结构。以黄宗羲、顾炎武为代表的学者，甚至怀疑中国国家与社会结构的根本性质。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提出许多另一套可替代的观念。我个人认为这一段的中国思想史，几乎可以与西方的启蒙时代的思想相类比。但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努力在明清改朝换代之后，无法继续下来。原因很多，一方面是清代的帝制比以前更为彻底，更依靠暴力。另一方面，朱子留下来的传统儒家思想，由于强调稳定性，必定是趋于保守。所以朱学的知识分子虽具有正统的地位，却不会容许明末这些挑战者继续发挥他们的思想。 因此，从明末清初一直到19世纪，是中国在思想上极为呆滞的时代。固有的社会伦理道德，被当做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原则，为大家所遵循，但其间虚伪之处太多。同时也没有新的力量出现，可以担起翻旧更新的工作。这种文化系统实际上是缺少活力的，没有办法真正面临另一股大力量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