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焦虑孕育着中国的社会危机

南宁假军人车辆肇事引发聚众打砸事件

中国社会的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暴力倾向有加重趋势，如果不能找到舒缓之策，发展下去可能导致社会危机，严重处还会迟滞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本月13日晚发生于南宁的假军人车辆肇事引发聚众打砸事件，就说明这一点。可以说事件中孕含或折射出来的社会情绪，特别是非理性表达方式，必须高度关注。

其一，非理性表达具有传染性，危害无限大。近年来影响全世界的西亚北非的国家动荡，就是非理性表达的结果。沿着演化过程梳理，我们会发现整个事件起因很简单，就是突尼斯一个名叫布瓦吉吉的青年，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在街上卖蔬菜水果，当财物第八次被警察没收后，感到生活无望而自焚，由此引爆民怨，仅一个月就将突尼斯政府摧垮，此后化作蝴蝶效应传导开去，也门、埃及、利比亚、叙利亚，一个个国家卷入其中，至今尚无结束迹象。不能说这些国家的民众诉求有问题，也不是说民众就应当逆来顺受，接受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而是认为忽视了社会条件和基础，在理想主义基础上采取了非理性表达方式，结果只能走向初衷的反面。由此带来的灾难只有由民众承受，苦果只能由民众自己吞下。

其二，从国民性和文化心理分析，中国拥有强烈的非理性表达的社会基础。或许来得尖刻，但仍不得不作出这样的判断，中华民族生性温和但理性不够，盖其中之原因，在于几千年封建统治推行的是愚民政策，导致了民众缺少独立思考能力，这一点与经历了文艺复兴的西方国家比较更突出。顺民在封闭的社会确有利于管理，有利于社会稳定，但顺民不经过启蒙，不增强辩证思维能力，直接进入开放的社会，必将因无法承受个人权力急剧放大而失控，或被操纵，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成了感性替代理性的暴民。再加上中国的文化不是一个妥协的文化、协商的文化，而是胜者王侯败者贼、赢家通吃的价值观盛行的文化，这就导致矛盾产生后无法化解，只能累积直至总爆发。这就是西方有学者评价中国一直处于历史的童年，或在起点上轮回的重要原因。其实，看一下中国近代以来的义和团运动暴民化，五四运动中的过激现象，再到文革和89风波的异化，很容易发现其间的非理性表达问题。尤其不久前的钓鱼岛争端，抵制日货声闻全国，在爱国的旗帜激情燃烧，然而你很难看到谁把自家索尼、夏普电器搬到大街上砸掉，所砸掉日货只是别人的汽车和商店，其间有太多的东西值得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