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日本学界对中国史的划分

　 日本的中国史学界大都在古义与西义的通约上使用“封建制”一词，极少将秦以后称“封建制”。战前，加藤繁论及日中历史差异时说，像日本那样长期的封建制，在中国只是早在周代存在过，从那以后基本上实行的是“官僚制的文官政治”。这种观点在日本学界具有代表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的中国史学界一度受到泛化封建观影响，谷川道雄为《战后日本的中国史论争》所写“总论”对此有所评介。

　　战后日本史学界为中国历史分期展开的论战，由前田直典及历史学研究会揭开帷幕。前田氏等对内藤湖南、宫崎市定、宇都宫清吉等京都学派的中国历史分期展开批判，西岛定生、增渊龙夫等也都发表议论。论战涉及“封建制度”问题。历史学研究会的相关学者将农奴制视作封建制的主要标志，又认为中国秦汉至明清以至民国时期广泛存在农奴制，故从经济本质言之，可称为“封建社会”。而京都学派则认为，以农奴制作为封建制的主要标志并不恰当，秦汉至明清，中国已确立为官僚制的、郡县制的统—帝国，以“封建制”冠名颇为牵强。京都学派学者在论着中将自己的中国历史分期观具体展开——

　　宫崎市定的《中国史》上部的“总论二、时代区分论”指出，西洋史的中世=封建时代，其领主、贵族具有鲜明的封建性，而中国史情形不一样，中国中世的贵族在皇帝权力的统制之下，封建性大为削弱。故称西洋中世为封建时代名副其实，称中国中世为封建时代则不妥。中国的封建制存在于古代的周王朝。日本的封建制自镰仓时代始，江户时代完成。宫崎还就中国的中世是否以农奴制为主，提出如下问题：宋以后的佃户是否是农奴?部曲是否是农奴均田制是否等同于封建庄园制?足见宫崎氏对“中国中世＝农奴制＝封建制”的泛化封建论公式深抱怀疑。

　　谷川道雄将秦汉以下排除在“封建社会”之外，而称之“专制政治社会”。他的《中国的中世》一文，论及春秋战国至秦汉统一帝国的确立，“封建制已转变为中央集权制，贵族制已转变为官僚制”，明确地把“封建制”与“中央集权制”作为两个对应术语使用，前指殷周政制，后指秦汉以下政制。他还强调“秦汉时代与殷周时代区别的标志之一，便是在于前者之官僚制的发达。若把周代的支配身份暂时以所谓‘士’的措辞来概括的话，则士系出自支配氏族，特别是以祭祀和军事为职掌的身份。春秋战国的变革，便是破除这种身份制度，并由官僚集团取而代之”。谷川氏这一论述，揭示了周秦以降中国社会的“非封建”走向。

　　东京大学教授西岛定生在评论中国盛行的泛化封建观时，指出秦以后并不“封建”。他说：“不能不承认在各地并不存在割据的封建领主或武士阶级。即使考察清朝灭亡以前的历史，将长达二千年的中央集权专制君主统治下的官僚政治的持续存在作为封建社会的特征，这样的封建社会与西欧的封建社会也是很不相同的。”西岛氏虽未直接否定泛化封建说，实则表露了很大的保留。而他所说秦以后二千年“中央集权专制君主统治下的官僚政治的持续存在”，正是他对这一大时段社会特征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