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于省吾先生在《释中国》一文的论证,“中国”一词至迟出现在西周初年,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证 据,是1963年在陕西鸡贾村出土的一口“何尊”(尊为古代的洒器,用青铜制成)上的铭文。铭文写道“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迁告于上天曰:‘余其宅兹中 国,自之辟民’”(周武王在攻克了商的王都以后,就举行了一个庄严的仪式报告上天:“我已经据有中国,自己统治了这些百姓。”)铭文的前面还提到“惟王初 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可见是周成王时的纪录。
在《尚书》的《梓材》一篇中,也记载了周成王追述往事的话:“皇天既会中国民越厥疆于先 王”。由于《尚书》中不少内容是出于后人的追记,又经过很多人的整理甚至篡改,往往被弄得真假参半。有了何尊铭文这件物证,《梓材》上的话就完全得到了证 实。可见在周武王和他的儿子周成王时的确已经使用“中国”一词了。
关于周武王灭商的确切年代,学术界还没有一致的说法,但一般认为是在公元前十一世纪。这样看 来,“中国”一词有三千年的历史了。当然,可能在周武王之前就已经有人用过,或者已经出现了,但即使有,也不会太久,因为在商人使用的甲骨文中还没有发现 过“国”或“或”(与国字相通)二字。
“中国”的本意是什么呢?这还得从“国”字说起。“国”与“或”字相通,原意是指城、邑。当 先民因农业的发展而定居下来以后,以部落首领的居住地为中心,逐渐形成了初期的居民点和城市,城里称为国,城外近处就叫做郊人。开始时,国的差别并不大, 但以后有的国发展较快,有的则已经扩展到原来几个国的范围。于是大的单位就被称为“邦”,小的单位还称国。再行后,由于一位首领或一个宗族已经拥有不止一 个城、邑,即不止一个“国”,因而就将其主要的、或首领居住的城邑称为“国”;这也就是以后将都城称为“国”的来历。
正因为一个“国”不过是一个部落或一个宗族的聚居地,所以一般范围很小,大的也不过相当于今 天一个小县城,小的大概只等于一个“三家村”。由于绝大部分国人也得从事农耕,国中也包括大片农田,所以一个国的范围比单纯的居民点还是要大些。可以想 像,这样的国的数量必定很多。相传大禹召集各国在涂山(今地说法不一,以在安徽蚌埠市西淮河南岸一说较早)聚会,据说参加并表示接受大禹领导的有“万国” 之多。当然,“万”并不是实数,但数量一定也不少。到商朝第一位君主汤的时代,已经减少到3000多个。周武王出兵攻打商纣王,到达盟津(一作孟津,今河 南孟津县西南黄河上)时,原来归属于商的国(史称诸侯,实际是用了以后的名称)有八百个投向周王。到周武王灭商后,分封诸侯,据说还有1773个。
西周时,周王被称为天子,由他分封或得到他承认的国称为诸侯;但无论天子还是诸侯,他们居住 的城邑都是“国”。既然同时存在那么多的国,在名称上就渐渐产生了区别。天子所住的“国”(京师)处于中心、中枢地位,理所当然地被称为“中国”。前面提 到,周武王在灭商后,认为上天将“中国”交付给了他,就是因为已经占有了商的京师。《诗经.大雅》中的《民劳》篇中“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 以绥四国”的诗句,很清楚地说明,所谓“中国”就是指京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