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法家政治思想

先秦法家的政治思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法家对人治的诘难。“若使遭贤而治，遭愚则乱，则治乱续于贤愚，不系于礼乐，是圣人之术，与圣主而俱没。治世之法，逮易世而莫用，则乱多而治寡。”（《尹文子》） “且夫尧舜桀纣，千世而一出。中者上不及尧舜，而下者亦不为桀纣。抱法则治，背法则乱。背法而待尧舜，尧舜至乃治，是千世乱而一治也。抱法而待桀纣，桀纣至乃乱，是千世治而一乱也。”（《韩非子》） “释法术而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使中主守法术，拙匠守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韩非子》）虽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规矩之正方圆也。故巧者能生规矩，不能非规矩而正方圆。虽圣人能生法，不能非法而治国。其二，法与法治。何谓法？法有四呈：“一曰不变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齐俗之法，能鄙同异是也。三曰治众之法，庆赏刑法是也。四曰平准之法，律度权衡是也。”（《尹文子》）“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法者，编著之图籍，设置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韩非子》）　法治与无为。“大君任法而不弗躬，则事断于法。”（《慎子》）“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管子》）法治与尚同。“万事皆归于一，百度皆准于法。归一者简之至，准法者易之极。”法治与正名。“名者，名形者也，形者，应名者也。名称者何？彼此而检虚实者也。失者有名分混，得者由名分察。定此名分，则万世不乱也。故人以度审长短，以量受少多，以衡平轻重，以律均清浊，以名稽虚实，以法定治乱，以简治烦惑，以易御险难，万事皆归于一，百度皆准于法。”（《尹文子》）其三，法治之根据。民何以会争夺？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故饥岁之春，幼弟不饷，穰岁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心异也。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民何以会听从？“明主之治国也，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母之爱子也倍父，父令之行于子者十母。吏之于民无爱，令之行于民也万父母。父母积爱而令穷，吏用威严而民听从。”（《韩非子》）法治无爱乎？“相怜以衣食，相惠以秩乐，天饥岁荒，嫁妻卖子者，必是家也。故法之为道，前苦而后乐；仁之为道，偷乐而后穷。圣人权其轻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之相怜也。”（《韩非子》） “慈母之于弱子也，爱不可为前，然而弱子有僻行使之随师，有恶病使之事医，不随师则陷于刑，不事医则疑于死。慈母虽爱，无益于振刑救死，则存子者非爱也。母不能以爱存家，君安能以爱持国？”（《韩非子》）其四，法治于君之意义。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无矢；恃自圜之木，千世无轮矣。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无有一，然而世皆乘车射禽者何也？隐栝之道用也。虽有不恃隐栝而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弗贵也，何则？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发也。不恃赏罚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贵也，何则？国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术之君，不随适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 其五，法家的缺陷在于：物治主义—忽略人之主观能动性。“民智之不可用也，犹婴儿之心也。夫婴儿不剔首则腹痛，剔首笔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犹啼呼不止。婴儿子不知犯其所小苦知其所大利也。”因而特重刑法之规约和压制。其最大缺点在于立法权不能正本清源。“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所是，合古之法乎？”（《后汉书·杜周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