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武林：侠客走仕途 政客吃江湖

民国的武林之所以令人神往，是因为在新旧时代交替的大背景中，传统尚未完全褪去，而新鲜事物却已在萌芽。在民国复杂的政治生态中，武林与仕途、习武之人与军人之间的关系难分难解。习武之人承担着维持社会秩序、沟通社会名流的作用。

国家不幸武家幸

清兵入关以后，清朝贵族忌惮中原民族尚武之人对于其政权的冲击，不断在民间剿杀武林人士和武术精神，武术的地位一落千丈，成为江湖杂耍。但到了民国时期，在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的大背景中，武术又重新获得地位，成了“国术”。

当时的各门各派都产生了一批影响后世的武术宗师，他们武德高尚，不仅自己练就一身武功，还创办了武术团体。

电影《一代宗师》编剧及武术顾问徐皓峰，在其解析中国‘武士道’的小说《武士会》里写道，当时中国设立的武士会，属于北洋政府民主的一部分并由其出资扶持，第一届会长是冯国璋。

但是可悲的是，中国的武士道精神，并未能因此而延续下来。1927年，原西北军将领张之江发起成立了“国术研究所”是中国第一个隶属政府的武术机构，官方色彩浓厚。1928年3月，国术研究所得到当时行政院的支持，改组为中央国术馆。国术馆的业务机构按照拳种门派分为少林门和武当门。太极拳、八卦掌和形意拳属于武当门，而其他拳种皆入少林门。国术馆是有正式的国家编制，各个省都有。

从武林到政界

民国年间，政府要人和社会名流提倡武术。不仅孙中山等人提倡武术，还有很多名人直接参与到习武中去。这就使得原来仅限于乡土社会的武术活动范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辛亥革命以前，孙中山就与以习武为特征的会党——天地会——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精武体育会成立10周年之际，孙中山欣然为该会的《精武本纪》作“序”，并且还亲自题写了“尚武精神”4个字。

很多人不知道，孙中山在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第二天，就到南京的明孝陵祭奠朱元璋。当时，孙中山的革命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反清复明帮会的支持，尤其是洪门，因此当时孙中山的祭奠仪式非常郑重、盛大。

从第一次内战时期开始，习武之人纷纷登上中国历史舞台。西北军从冯玉祥以下，将领均以武术闻名。其中，赵登禹籍贯山东菏泽，时任29军132师师长，陆军中将衔，少年时即武术精湛。山东军阀中的李景林是武术名家，后任国术馆副馆长。袁世凯嫡系北洋军阀冯国璋、段祺瑞不仅本人习武，其部属之中以武术见长者更是多不胜数。

在天津，韩慕侠的名声直追霍元甲。不仅如此，他还有一段任谁听了都会眼珠放亮的奇特经历，那就是周恩来在南开中学读书时，跟韩慕侠学过拳。

1916年前后，周恩来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并投身革命事业。为了强身健体，他拜名扬京津的拳师韩慕侠为师，学拳练武。周恩来在学习之余，常穿一件大褂，去韩慕侠家里学拳练武，不厌其烦地练习“站桩”“三体式”等基本动作。每次都要练到掌握要领、动作规范，才肯去休息。因为学拳，周恩来与韩慕侠建立了诚挚的友谊。周恩来曾提笔为韩慕侠的武馆写下了“韩九师堂”4个字。

叶剑英在云南讲武堂时也以剑术击败日本剑师。而各个习武的将军都是悍将，许世友用的是正宗少林功夫，内战时作战极猛，手持大刀冲锋在前，与陈再道并称四方面军“双虎”。由此可见，中国近代革命进程中始终都有武术的影子，习武之人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而一些武林中人既在江湖闯荡，也在仕途行走。清末民初蜚声海内外的著名武学大家孙禄堂，曾任北洋政府大总统的武宣官，即保镖队长，负责徐世昌和段祺瑞的人身安全。他在古稀之年，一举击败日本5名搏击高手的联合挑战。形意拳高手尚云祥，为清政府大总管李莲英护过院。 或许，江湖与庙堂走着走着就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