阆中民俗综述
商周时期,阆中境内为巴人居住区,人们狩猎耕作,镖勇尚武,喜习歌舞,其风俗与中原多异。《华阳国志·巴志》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又载:“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有先民之流”。
公元前314年,秦灭巴后置巴郡,推行秦制,并迁“秦民万家”入巴蜀。随着农业的发展和手工业、商业的繁荣,加之关中文化的影响,境内民俗亦发生变化。
秦亡后,楚汉相争,境内宗民继承先人传统,天性劲勇,贯于征战,曾助刘邦“诳楚安汉”、“还定三秦”。
西汉以后,好学之风日盛,境内文臣武将、文学、天文学等方面人才辈出,并逐渐脱出“蛮夷”之俗。
唐宋以来,中央集权制不断加强,兴科举,重人文,境内多出状元、宰相、士大夫,民风淳朴勤劳。杜甫叹其巴蜀民俗:“喜见淳朴俗,坦然心神舒。”明代诗人黄辉概括民风:其君子文而质,兼汉代经术节义之良;其野人朴而忱,类上世葛天无怀之盛。”
明末清初,张献忠率军征战四川、清兵南下入川、吴三桂反清起兵,战乱频繁,“川民遭劫,百里之内,杳无人居”,人口大减。清康熙起,湖北、湖南、陕西、江西、广东、福建等地徙民填川,先后入境定居,带来各地不同习俗,形成“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的特殊现象。
清中叶以后,各省移民后裔相互交流和影响,并与本地土著人习俗渗透融合,民俗渐趋一致,形成具有南充乡土特色的民风民俗。鸦片战争后,西方宗教传入,部分教徒婚姻等礼俗趋从西方。
民国时期,废科举、兴学堂、剪长辫、放裹脚,改行公历,增加新节,倡导“新生活运动”,民风民俗有不少改变。但因长期受封建宗法伦理观念的影响,加之文化落后,交通闭塞,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贫困,以致民俗仍以古朴、勤俭、忠厚、守旧、愚昧为主要特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经过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生产关系发生根本变革,人们的思想观念和风俗也随之发生变化。破除封建迷信,提倡新事新办,旧有的陈规陋习得以清除,娼、匪、丐、毒等社会现象荡然无存。
“文化大革命”中,在破“四旧”的口号下,旧有民俗受到强烈冲击,许多民俗现象一度中断,连民间最热闹喜庆的过年,也被所谓“革命化春节”所取代。
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倡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外交流日益增多,全市经济及各项社会事业快速发展,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民风民俗发生明显变化。传统的优良习俗得以恢复,封建迷信、赌博、卖淫嫖娼和婚嫁、丧葬、祭祀等活动中的旧风俗亦有抬头。现代西方文明也逐渐浸染本地民俗,西服、西餐、酒吧、咖啡厅等开始风行,甚至情人节、愚人节、圣诞节等西方节日,也在城市部分人特别是青年人中时兴。
1995年以来,全市经济建设及社会事业取得辉煌成就,随着交通、电讯、计算机、网络、广播电视的快速发展,阆中逐渐跟上信息社会的步伐。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常受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影响,社交礼仪、婚丧喜庆、语言词汇和衣、食、住、行等习俗发生深刻变化,丰富多彩的现代生活方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健康、文明、进步的新民俗逐步形成。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中,阆中人民以特有的朴实勤劳和聪明睿智,不断创造出可歌可泣的业绩,推动南充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