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邓正来的雄心壮志

　　整天埋头干活，下午五点多，要收工了，上网逛逛，看到了正来今早6点多逝世的消息。

　　上世纪90年代与正来有多次交往，记忆犹新的有两次。

　　90年代初吧，快到中午，突然接到他的电话：“老袁，我到广州了，刚下飞机，中午到华海大夏一道吃饭吧。”我答应了。中午欢聚一堂的约十位朋友，我认识的只有他。他给我的见面礼是一部他主持翻译的两百万字的《布莱克威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厚重如一块水泥砖，从北京背来，真难为他了。饭后一位司机开车送我们两人进入东山广州军区总部旁边一家大门紧闭的印刷厂，看到了整齐排列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书评》。对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影响深远的市民社会和学术规范问题讨论，就是这两家刊物发起的热门话题。它们是在香港注册出版的，是他和徐泽荣两人合作办起来的。没有想到实际的出版和发行的地点是广州。“没人敢到这个地方来查的。”他笑笑说。我想这个地方不问可知是泽荣利用关系找到的。泽荣父母都是延安老干部，父亲原来是广州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少将部长，母亲是中山大学党委副书记。

　　一两年后，还有一次印象深刻的见面。

　　杭州的一个学术会议后，一部分与会者（记忆中有汤一介、庞朴等人）再到复旦大学聚几天。在复旦旁边一家宾馆住下，分配我与正来同住一间房。晚上回到房间，听他滔滔不绝讲话和不停地吸他的二手烟！其中讲得最起劲的是两件事：

　　在北京建一座中国社会科学大厦，地块和资金都没问题，有哥们搞掂。他念念不忘的是建立民间研究机构，出版刊物，全面超过官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那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还栖居在建国门内5号低矮的楼房中；至于刊物嘛，他根本看不起《中国社会科学》，认为他办的两份刊物早已超过它。

　　另一件是：“将来我要竞选总统！”我听后哈哈大笑，并给他提了两条建议：“第一，戒烟！第二，戒掉‘三字经’！”他的烟瘾惊人，一直接一支，没有停歇，整间房烟雾腾腾。私下谈话则是三五句就夹一句粗俗的“三字经”，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树立公共形象，这两条不能省。

　　两件事都是镜花水月。要是实现了，中国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和政治发展肯定与当下迥异。我奇怪的是89风波后他怎么会有那么大胆的奇思妙想。

　　以后高兴地看到他的哈耶克著作翻译一部一部出来，并收过他惠赠的译本。

　　进入本世纪后不知不觉中断了接触。

　　2012年6月参加复旦和韩国财团合办的上海论坛。我参加的经济历史分组的会场刚好在他任院长的复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那个楼层，有过看看这位院长的冲动。但他的办公室大门紧闭，里面没人；论坛参加名单和介绍资料中也没有提到他，估计他外出了。再看看周边墙上的介绍，大体知道他的法学观是北大朱苏力教授一路，兴趣就索然了。因此，虽然复旦社会科学高研院的顾肃教授与我在同一个分组，我也没有向他打听他的院长近况如何。

　　正来，你过早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你的名字与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新阶段融在一起了。祝你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