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碎片：河图与洛书（先秦篇）

《周易·系辞上》载：“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千百年来，人们在论及中华文化的起源和代表性文化符号时，河图洛书总能名列其中。然而，河图洛书的原始形态是怎样的，经历了哪些演变与改造，为什么发生这些变化，却是众说纷纭，扑朔迷离。

河图洛书的源流与嬗变，遂成为中国文化和思想史上有争议的话题之一。先秦时代的“河图洛书”，原本是为了应证帝王统治合法性的祥瑞和证据；至两汉以迄宋元，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文化需要下，人们对其作了种种推演和改造，“河图洛书”遂演变成“龙马负图，神龟贡书”，如同神话般的传说故事及图谶之说，并日益图式化和玄理化。河图洛书的嬗变不仅对于古代易学、儒学的发展产生了影响，而且对政局兴衰、朝代更替和人们的文化生活也产生了诸多影响。 先秦时代，《尚书》、《论语》、《易传》、《墨子》和《管子》等经典文献中都留下了有关河图洛书的记载。《尚书·顾命》中提及“河图”时说：“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这句话按照东汉郑玄的解释是说，陈列在东序的“大玉、夷玉、天球”，此“三者皆璞未见琢治，故不以礼”；对于“河图”，郑玄说是“器名之河图，图出于河水，帝王圣者所受”。据此可知，《顾命》篇中的河图是一种金石之类的国宝，作为祥瑞之兆由帝王所受，并无后世所谓“龙图出河”之义；《尚书》中，被后人传为与洛书有关的记载是《洪范》篇。然而据考证，《洪范》篇的产生是在周武王伐纣胜利之后，箕子向武王详细阐述洪范九畴，即治国的九种大法，亦与“神龟出洛”之说不同。可见，《尚书》中所记载的“河图”与“九畴”，与后人所理解的“河图”与“洛书”有很大的出入。 《论语》中有关河图的记载，即如《子罕》篇中所云：“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从字面来看，“凤鸟”是一种神鸟，可谓吉祥之物；而依《尚书》所说，“河图”是一种金玉之器，亦可谓国宝之物、吉祥之兆。孔子此时此刻深深地感到：凤鸟不再到来，河图也不再出现，那么，我的使命不也快要结束了吗？孔子立志行道而道不行，这段话当是其自感怀才不遇、生不逢时而发出的喟叹。 《易传》中涉及河图洛书的是《系辞上传》，“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这句话是说，天生蓍龟等神物，圣人用它来创立卜筮的法则；天地出现日月四时之变化，圣人依据它而确立了阴阳观；河出龙图、洛出龟书之祥瑞神物，圣人取法它来创制“易”道原理。“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一句中，“河图洛书”究竟指代什么？圣人依其所“则”的又是什么？前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联系全文来看，“河图洛书”指的仍然是蓍龟之类的祥瑞之物，圣人取法它来创制《易》卦，只有如此理解，才能把前后意思说得通。 《墨子》有曰：“河出绿图，地出乘黄，武王践功。”“绿”通“籙”，故“绿图”与符一样，亦为帝王受命之物。“乘黄”据考是一种神马之名。因此其意是说，周文王灭殷兴周是天命所归，故有“河出绿图，地出乘黄”之瑞兆，武王应天之命，终于伐纣成功。此外，在《管子·小匡》篇中，还提出“河出图，雒出书，地出乘黄”等三祥之物，亦皆具祥瑞之义。由此我们可以推知，先秦时代的河图洛书虽然具体形式尚有争议，但其作为一种圣王接受的祥瑞之物，大体是不会错的。这一时期有关河图洛书的记载还看不到后世的龙马、神龟、伏羲以及种种具体细节，尚带有原始图腾的象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