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儒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著作

儒家学说作为中国思想文化重要源头，是在春秋末期社会大变革和“学术下移”的过程中，由孔子首先创立的。面对当时“礼坏乐崩”的局面，儒家标榜“仁”、“义”，主张“克己复礼”，企图通过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准，重建一种像西周那样的等级有别、尊卑有序的理想社会。

儒家学派创立后，曾一度与墨家并称“显学”。但是，因为儒家学说既没有纵横家的捭阖之功，又没有兵家的出奇制胜之术，更没有法家以“兼吞天下”为目的耕战政 策，因此在春秋战国那样的重利轻义、重力轻德的纷争动荡的年代，儒家虽代有传人，并费尽心机地鼓吹自己的学说，但终未受到政治人物的重视。到了秦朝，秦始 皇“焚书坑儒”，重创儒家学派。

秦传二世而亡，汉高祖刘邦代之而兴，刘邦马上得天下，也极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他认为：“乃公居马上而得 之，安事《诗》、《书》！”因此，在新王朝初兴之际，儒学面临着重蹈秦时厄运的境况。在关系到儒学存亡的时刻，有两个儒家人物率先劝说了刘邦，使当权者改 变了对儒学的态度，为儒学在汉代的生存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两个人物就是“以客从高祖定天下”的开国功臣陆贾，和为刘邦制定“朝仪”而使其领略到做皇 帝威仪的叔孙通。

陆贾，楚国人，约生于秦始皇七年（公元前240年），约卒于文帝十年（公元前170年）。陆贾在汉高祖统一中国的过程中，由于具有出色的外交才能，时常跟随刘邦，“居左右，常使诸侯”，发挥过重要作用。陆贾具有很高的学术修养，他是汉初在总结秦亡教训基础上为西汉王朝提供“治国安民”政略的第一人。

陆贾认为，天下可“逆取”，但必须“顺守”，儒学虽然对建立汉家王朝无补，但要使汉家王朝传之久远而不至于象秦那样二世而亡，则离不开儒家典籍的教化之功。 因此，他“时时前说称《诗》、《书》”，并针对刘邦所持的“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的鄙薄、轻视儒学的态度，针锋相对地提出：“居马上得 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兼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 圣，陛下安得而有之？”

陆贾在总结历史正反两方面教训，说出这番话，义正辞严，切中要害，刘邦听了虽不太高兴，但也面露“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 之者何，及古今成败之因。’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

这样，汉高祖刘邦在陆贾的劝说下，也已认识到了天下可“马上得之”而不可“马上治之”、天下可“逆取”而必须“顺守”的道理，认识到了要守住汉家江山除了用 “武”之外，还必须“事《诗》、《书》”、“法先圣”、“行仁义”。儒家学说终于得到了汉代的第一个皇帝的赏识，陆贾也因此被后人称为“汉代重儒”第一 人。

但是，陆贾却并不象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最纯、最早、最仁义”的至正至醇的儒者。他虽然重儒，但并不泥古，更不排斥其他各家，因为在他看来“书不必起仲 尼之门，药不必扁鹊之方，合之者善可以为法，因世而权行。因此，在他的儒学思想中已吸收了一些道家、阴阳家的思想因素，以使儒家学说更能适应汉初实际政治 统治的需要。

关于陆贾的著作，《汉书·艺文志》等著录有《陆贾》二十三篇，其中包括《新语》十二篇，《楚汉春秋》九篇，《赋》三篇。现在保存下来的著作，主要是《新 语》，另外《楚汉春秋》在洪颐煊的《经典集林》、茆沣林的《十种古佚书》和黄奭的《汉学堂丛书》中尚留有辑本，其余的著作皆失佚了。

除了陆贾之外，叔孙通也是汉初劝说刘邦信奉儒学的重要人物。叔孙通，即叔孙生，薛（今山东滕县东南）人，曾为秦博士，秦末为项羽部属，后降归刘邦。他不曾象 陆贾那样从意识形态的高度来为汉家王朝制定一套施政方案，他凭借他的丰富的“礼”学知识，为汉高祖制订了一套“朝仪”，并因此而得到了刘邦的赏识。

根据《史记》的记载：“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 患之。”面对这样一种群臣无礼、皇帝不象皇帝、大臣不象大臣的情形，刘邦甚为不满。这时，叔孙通趁机对刘邦说：“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 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经过叔孙通的这番鼓动宣传，刘邦便同意了叔孙通的请求。于是叔孙通便与其所征鲁诸生三十余人，“及上左右为学者与其弟子百余人， 为绵蕞野外”。经过一段时间练习，到“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时，面对庄严肃穆的朝廷礼仪，“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置法 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竞朝置酒，无敢灌哗失礼者”。在这种状况下，刘邦高兴地 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叔孙通等这帮儒生，使刘邦领略到了做皇帝的高贵威仪，刘邦很尊崇这帮儒生。《史记》说：“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太常，诸生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叔孙通本人也被后人尊为汉代“儒宗”。

但是，与陆贾一样，叔孙通也非“醇儒”。他说：“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认为“礼”是因时因世而变的，没有必要泥古，更没 有必要固守先秦儒家之礼。因此，当他到鲁“征诸生”时，“鲁有两生不肯行”，并斥责叔孙通说：“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 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针对这两位儒生的迂阔之言，叔孙通笑 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在为高帝刘邦制订朝仪时，叔孙通也不是照搬先秦儒家之礼仪，而是“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诚如叔孙通的弟子所言：“叔孙 生知当世之要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