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法家的法制思想

先秦法家认为“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他们在政治实践中，奖励耕战，毁弃诗书，彻底与传统文化决裂，主张以法治国。 法家流派主要盛行于战国时的韩、魏、赵三国，早期的法家学派人物亦来自这三个国家，商鞅是魏国人、申不害是韩国人、慎到是赵国人。法家之中有三个流派：慎到重“势”、申不害重“术”，商鞅重“法”，这些流派思想由韩非子集以大成，构成了法家思想的核心。法家学说是一种纯功利主义的思想体系，内容核心主要是针对君主如何加强统治。在战国时代，“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法家思想在斗争中相当实用。儒家固守传统的温和政治主张，就未免显得有些“愚远而阔于事情”了。西汉后期，法家思想被儒家所吸收，“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以儒法并用、“儒表法里”的理论治理国家，独立的法家学派逐渐被排斥掉。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主张“以法治国”，以“法治”而闻名，并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也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法家在法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的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当然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极力夸大法律的作用，迷信法律的作用，强调用重刑来治理国家，“以刑去刑”，对轻罪也实行重罚。法家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没有什么道德的标准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荣誉来诱导人民。奖励军功制，以军功受爵，秦灭六国统一中国，军队战斗力之强大，法家思想的作用在此值得肯定。法家的思想主要包括：法家重视法律，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这是很公平的，正确的主张；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的，不公平的。他们谈法律的作用。法律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慎到曾做了很浅显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法律的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鼓励人们立战功，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法家“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韩非时，他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